oety欧亿体育服装，作为文化形态和权力结构的视觉表征，隐喻着我们所传达的个体价值，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联。自古以来，服装的设计灵感、面料生产和后期制作都离不开自然的馈赠。在清代画家冷枚的《耕织图》中，女性在织机前不断重复着缫丝和纺纱的动作，一如今日我们在服装生产车间所见之场景：缝纫机发出咔嚓声响，工人在此完成时装品牌的订单，他们夜以继日赶制出的成品将会被送往线下零售端，被消费者买走，或将成为这些时尚爱好者衣橱中的常青款，又或将在风格更迭的浪潮中被丢弃。在擅长“造梦”的时尚产业背后，在华美的服饰和T台之外，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
由赛得利 (Sateri)、MSC咨询和第一财经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可持续时尚消费报告》指出，时尚产业是全球第二大用水户，每年产生全球20%的废水，近50万吨的塑料微纤维会被释放进海洋，相当于500亿个塑料瓶。而作为服装制造业大国，中国每年都有超过2600万吨的衣物和面料被当作垃圾处理，产生高达20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其回收率却不足10%。曾经，在前工业化时期，时尚的目的是将创意、面料和工艺等多元化的“物”联结为一个整体，为人类的交际和文化的流动提供媒介；现在，时尚被打上了“非环保”、“拜物主义”和“工业化”的标签，加之疫情的冲击，整个行业都处于转型和变革的风口浪尖。
在中国，对于“可持续时尚”的思考和实践也同步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社交媒体成为了品牌和时尚从业者发声的关键出口，从叶晓薇创建的yehyehyeh创新社，到崔丹参与发起的有料空间workshop，时尚界正将可持续理念传递给更为广阔的大众，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品牌端作为维系可持续进程的桥梁，需要对供应链生产环境、透明度和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海归潮”中，越来越多中国设计师从纽约、巴黎和伦敦这样的传统时装之都回到国内，身体力行地在中国践行着可持续时尚：方妍楠选择运用回收的玻璃珠为身着Susan Fang的女孩们编织梦想；裘淑婷在其品牌每一季的剩余面料上加以印花和刺绣，于环保和浪漫情怀之间找到了平衡点；untitlab™的创意总监Sans则大胆地从未来世界寻觅方法，在鞋履设计中广泛使用依靠科技制造的新型植物皮革......
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下的中国，他们正用新的方式和态度面对可持续时尚这个诞生已久的议题——那么，中国的可持续时尚究竟走了多远？年轻的设计师又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怎样的蓝图？让我们在与方妍楠、裘淑婷和Sans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用编织的技法将彩色薄纱和天鹅绒丝带一层层串联，空气随着双手的舞动注入其中，原本平坦、轻盈的面料被赋予了立体感和温度，一件适用于任何身型的裙装就此奇迹般地诞生。然而，创造这样的一次“奇迹”绝非易事，设计师方妍楠要花上近四天的时间，在工作台前重复上百次类似的动作，“每一件衣服所需的丝带数量和薄纱尺寸都不同，非常考验制作者的记忆力、熟练度和耐心。”对大多数高级时装屋、独立设计师品牌和新型商业品牌来说，冗杂的工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多方面的浪费，Susan Fang却与之相反。
当一众品牌急于实现供应链端的可持续时，方妍楠选择从创意端去重新审视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若为了打造精美的廓形就要浪费大量原材料，就去掉廓形，让柔软的丝带直接贴合身体；如若消费者因身型变化而不得不丢弃喜爱的衣物，就取消尺码，让衣物自由伸展。“完成一件衣服后，剩余的丝带不仅可以转嫁至另一件衣服上，还可以用来制作包装。比如耳环就只需要一排丝带，衣服需要用到六排，编排完成后再系上蝴蝶结，就能当作防尘袋或托特包使用。”她时不时用双手比划出每一个步骤，全方位向我介绍这个名为“ 空气丝带 ”（Air-Ribbon）的新系列 。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气”是推动世界运转、维持人类生命的源动力，自然能量始终在万物的此消彼长中保持守恒。受此启发，她于三年前创造性地发明了零浪费的“空气编织”（Air-Weave）工艺，而后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空气刺绣”（Air-Embroidery）系列，即用植物染的方式制作印花，再用传统刺绣的手法将羽毛缝制进不同的面料层中，整个过程不会造成任何浪费，所有的材料都能物尽其用。2019年，方妍楠入围 LVMH Prize大奖赛，行业里最耀眼的镁光灯聚焦到了这位来自东方水乡的女孩身上，“现如今，可持续时尚不应该只停留在生产层面，对设计理念的传承和革新也是一种可持续。”
方妍楠出生在宁波，这个鱼米之乡位于浙江省东部，北临杭州湾，是长三角地区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也是古时无数文人墨客笔下的自在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其快速发展为富饶港口城市，20世纪以来，无数浙商从这里走出，身体力行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宁波却没有被消费主义过度侵蚀，悠久的文化历史为其提供了完美的保护伞。绵延的雨水滋养着城市周边的林木，田野在跳跃的阳光下呈现出草木华滋的景象——这是方妍楠3岁前对家乡的核心记忆，“我的妈妈是农民出身，也因此格外珍惜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切。她会把家中剩余的面料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在她手中，什么都不会被浪费。”于任何一位设计师而言，风格和方法论的形成都离不开个体经验和环境的塑造，家乡的风光无疑加深了方妍楠对自然的体认，但在可持续时尚还不算时兴的90年代，年幼的她却从母亲的生活方式中触及了可持续的理念，“可持续就是从生活出发，站在大自然的视角看待一切，这也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习惯。”
5岁那年，方妍楠跟随母亲漂洋过海来到了加拿大，之后又辗转于英国、美国和中国之间。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她拥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也磨练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在各类意识形态的激荡中，她更加懂得如何将中国的传统精髓转译至时装设计中。在中央圣马丁学院攻读女装设计期间，母亲每逢假期就会从家乡来伦敦看望她。作为无数学子心中的时尚圣殿，圣马丁的学业压力极大，“那时我经常做噩梦，为了缓解焦虑，妈妈曾陪着我去美国山区徒步一周。我们也因为热爱不同文化，去各地旅游、参观美术馆。”四处游走的过程中，方妍楠悉心观察、感受周遭的一切，她会因巴黎某间美术馆中莫奈和毕加索的作品而惊叹，更会因西班牙南部阳光下摇曳的白杨树而驻足。当我向她求证，一位设计师是否难以在可持续时尚和自己的美学之间找到平衡点时，她说：“在我为那些绝无仅有的风景而动容时，我瞬间明白，我们身上的衣物也取之于自然，美扎根于自然，可持续的概念亦是源自自然，三者互为一体，从来都不会矛盾。”
一次潜水时方妍楠不经意间发现，在阳光的散射下，从呼吸管中涌出的泡泡呈现出了彩虹般的色彩，一个用水晶玻璃珠制作配饰的想法在她脑海中萌生。不久后，她设计的珠珠包问世，一时间火遍全网，很多女孩因买到了珠珠包而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分享到她们的社交媒体上。“或许只有小部分消费者知道，由回收丢弃的玻璃弹珠制成的珠珠包同样是零浪费产品，我们会从各地的工厂中收集被丢弃的玻璃珠，再按照不同包款的尺寸和形状用线将其串联，剩下的玻璃珠则会被用作衣服和鞋子上的装饰，又或是捐给上海的蒲公英慈善基金会。”她补充道。
实际上，当可持续时尚成为这个行业的关键词时，为了博得消费者和业界的认同，很多品牌动辄大肆宣扬他们精心打造的可持续产品，以及那些听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新型科技，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甚至会因此而感到疲惫。伴随着不绝于耳的议论声，可持续逐渐成为了很多设计师背负的压力。“对我来说，可持续是一件潜移默化的事，不一定非要通过科技来实现。我们应着眼于当下，而不是过度依赖未来。”两年前，方妍楠受邀去哥本哈根参加可持续时尚论坛，一位学者的观点与她不谋而合：即使采用了可持续的材质，在制作过程中还是会产生废料，唯有从设计出发，才有可能减少70%至90%的浪费。在这个人人都试图为可持续时尚正名，并马不停蹄地探寻新出路的当下，方妍楠向我坦言，她对于可持续时尚的理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
方妍楠从自然中走出，又与自然共同生长。从青海玉树到新疆昭和，她每次都会前往中国的边远城市拍摄品牌的季度广告片。没有奢华的置景，没有精心挑选的模特，更没有特定的方案和计划，她和摄影师郭濮源会边走边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让当地居民穿上Susan Fang的服装，用镜头捕捉线秋冬系列的广告片时，他们将内蒙古作为最终目的地，这里远离大都市的喧嚣，看不见华灯初上的景象，唯有“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田园风光。这里的人自给自足，万物都在循环往复中自由生长，“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出发，让可持续时尚变成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的体系，这是我下意识的习惯，也是今时今日所需的新方法。”她笑着说。
裘淑婷的工作室位于上海静安区的一座写字楼中，两公里开外就是繁华的市中心，静安嘉里中心、瑞欧百货和恒隆广场在南京西路上接连排开，从一个商场走出后，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另一个商场，其紧凑程度如同奢侈品牌上新的速度一样让人应接不暇。相较之下，裘淑婷这里闹中取静，钢筋混凝土的白墙隔绝了外界的喧闹，让设计师得以安心创作。工作室的面积虽不算大，却划分出了不同的功能区：各个独立的办公室外，衣架上依次悬挂着不同季度的样衣，如若走进裘淑婷的办公室，一眼就能看到两块贴满印花布料和花卉图案的白板，在右边的窗户旁，她的“高光时刻”依次排开：H&M设计大奖最终候选人证书、日本BIG设计大赛特别奖的奖杯、那个曾出现在蔡依林《UglyBeauty》专辑封面上的红色金属嘴唇......而她的桌子上则整齐摆放着一打正方形的布料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剩余的面料。”她说。
今年3月，裘淑婷入围LVMH Prize大奖的半决赛，同时于上海时装周发布了个人品牌Shuting Qiu 2021秋冬系列。利落的廓形、不规则的长裙、互相交杂的格纹和花卉纹样......裘淑婷将适用于男装的廓形与女性化的印花相结合，让服装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时尚界对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赞不绝口，纷纷用“浪漫”和“先锋”一类的词汇去形容她的设计，我们的确可以从她的风格中发觉来自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前卫气质，以及与其师 Walter VanBeirendonck同样的高级品位，却往往因这种强烈的视觉语言而忽略了她在可持续层面做出的努力。
在时尚界，面对众口难调的消费者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品牌往往难以精准预估每一季的销售量，而那些卖不出去的产品也被称为“死库存”（Deadstock），每年都会造成上千亿元的浪费。在Shuting Qiu 2021秋冬系列中，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实方法：该系列70%的用料来自品牌往季的库存，以及从全球各地回收的面料，用来缝制面料的纱线也由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而在同年的春夏系列中，她使用了回收的牛仔面料，又在这种厚重的材质上附以精致的真丝提花工艺，“我们会和杭州、苏州当地做刺绣的阿姨合作，虽然她们对这种技艺烂熟于心，其后辈却早已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传统便无法延续下去。但如果能将其与时装结合，既不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也可以实现人文层面的可持续。”
众所周知的是，时尚行业的供应链透明度较低，生产环境和流程无法被追踪，劳工权益因此难以得到保障。时尚评论人Dana Thomas在《奢侈的》一书中揭露了时尚产业的血汗工厂和劳工危机。为了生产丝绸面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工厂里，工人要用手缠丝，继而拆散蚕茧，再将其拍打、拧成细丝。这道工序异常繁琐，还会产生大量的脏水和难闻的气味，工人们在车间高强度作业，却领着微薄的薪水——这是整个服装制造业长期以来的境况。尽管牛仔不如丝绸那般价格高昂，但从原材料棉花的生产到产品被送往零售端，制作一条牛仔裤需要消耗近4000升水。如果时装的生产量保持目前的速度，那么到2030年，对水的需求量将超过世界水供给量的40%。这样的数字让人如鲠在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大品牌选择用高科技应对，在这个迷恋新鲜事物的行业，作为独立设计师的裘淑婷却选择让废弃的面料“起死回生”，不失为一种可持续的新方式。
实际上，早在裘淑婷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她就已经开始探索可持续时尚的可能性。“虽然在安特卫普读书期间，学校更注重创意和个人DNA的展现，但欧洲时尚界对可持续的关注却是下意识的。”说着，她回忆起之前在巴黎参加Showroom的经历，那时，一位LVMH集团的人士来到她的展位前，还没有仔细看服装，就单刀直入地问道：“你的可持续体现在哪里?”接着，他又说：“作为一位新人设计师，对可持续时尚的践行是至关重要的。”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时尚”的概念，加之两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破坏，欧美时尚界尤为注重环保问题。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制造业进驻，“Made inChina”的标签几乎随处可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当下的中国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前进，但天灾却接踵而至。
外部环境的“恶”必然会引发人类对于青山绿水的向往，“近年来，在中国时尚界，可持续的理念正由点及面地扩张。”今年6月，裘淑婷参加了有料空间workshop的第三期，与设计师Susan Fang和Langer Chen一同探讨环保印染的趋势与未来。“这个活动的地点在新天地的中庭，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现如今，时尚界对于可持续的讨论不免有些陈词滥调的意味，但消费者是否真的理解，又是否能让可持续的衣服物尽其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裘淑婷看来，中国设计师需要做的不仅是打通供应链，让工厂使用可持续的材料，更应该从消费端着手，通过相关的活动让可持续时尚触及更广泛的人群。
在生活中，裘淑婷几乎不会买快时尚的产品，她会穿自己品牌的服装，或是购买川久保玲和安特卫普六君子的Archive，“培养理性的消费习惯，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是我们每个人践行可持续时尚最直接的方式。”她点了点头说。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时尚界原本的步伐，供应链中断、线下门店关闭、时装周取消......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在此之前，裘淑婷一直与意大利环保面料公司Bonotto合作，“因为疫情，我们拿不到原本需要的面料，因此开始琢磨如何利用往季的库存。当我将Shuting Qiu的品牌DNA融入这些看似无法‘重生’的面料中时，我才发现其中的妙处。”
在大多数人眼中，可持续时尚往往不那么“时尚”，但裘淑婷却认为并非如此，“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反复利用，就看你怎么才能用得妙。你可以把一块剩余的面料做成一个小的手提袋，也可以为其加上刺绣，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美学传达出来。”说着，她指向沙发上摆放的一只紫色方形靠枕，“这也是我用剩余面料做的。”裘淑婷一直希望借助更多媒介去表达她的可持续理念，“等到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成熟了，我或许会推出家居产品也不一定。”在当下抑或是未来，这份属于Shuting Qiu的可持续浪漫终将延续下去，无论形式为何。
同衣服一样，鞋履也是社会身份的象征。在经典美剧《绯闻女孩》中，来自纽约上东区的女主角Serena和Blair，几乎每天都踩着七八厘米的高跟鞋出行，有司机接送的她们从不担心鞋子被弄脏或磨损，Christian Louboutin和Jimmy Choo自然成为了首选。受庞大消费市场的驱动，鞋子逐渐成为时尚产业中与包袋并驾齐驱的庞大品类，也是奢侈品牌获取高额利润的关键所在。然而，可持续咨询公司Quantis数据显示，鞋类制造每年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4%。为了制造皮鞋，每年都有超过5000万只动物被养殖和屠宰。
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Stella McCartney曾在一次采访中愤慨地说道：“滥用化学品、砍伐森林、屠杀动物——这些都是毫无发展前景的行为。一旦你放弃了用动物皮毛制作鞋子或包袋的执念，你就走在了行业的前沿。”这位可持续时尚的先驱虽然言辞激进，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传统的皮革鞣制工艺会使用如铝、铬和锆一类的重金属，所产生的废物不仅对人体有害，甚至无法被生物降解。“大部分奢侈品牌会选用真皮制作包袋和鞋子的原因在于，相较于那些新型科技材质，真皮的制作难度更低，透气性和舒适度也的确更胜一筹，长期使用后产生的褶皱肌理也更有质感。”untitlab™的艺术总监Sans在电话那头告诉我。
自疫情暴发以来，Sans一直待在伦敦的家中，我们的对话也只能通过互联网实现。“欧洲的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封锁期，而这种足不出户的日子恰巧给予了我独立思考的时间。当我接连看到关于洪水、火灾和台风的新闻时，我更加确信untitlab™应该走我们一直坚持的可持续道路。”高中时，Sans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环保社社长，接连参加了植树、箱子改造和旧物回收等活动，自那时起逐渐养成了环保意识。在英国求学期间，素食体验让他更为深刻地体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当时想，是不是可以把服装设计和环保结合在一起?”
2019年，Sans与田才、Justin Zen共同创立了鞋履品牌untitlab™，凭借夸张的几何造型和“性别流动”的设计理念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短短两年间就先后在伦敦时装周、Pitti Uomo男装周和巴黎时装周发布作品，同时在全球拥有接近50家授权零售店。虽然untitlab™的热度至今不减，却鲜少有消费者知道他们一直在使用环保材料，“可持续是一个自然的、内在的过程，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标签化或符号化的东西，环保是准则而非噱头。”Sans严肃地说。
在untitlab™2021秋冬系列中，Sans使用超级纤维材料打造了即着拖鞋（Slip-On），又用蜥蜴纹纯素皮打造了绑带高跟拖鞋和露趾高帮靴，“我想制造一种反差感，让那些热衷于动物皮革的消费者意识到，环保皮革也可以呈现出他们想要视觉效果。”由于废弃真皮的二次处理难度较大，与服装相比，鞋履制作更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方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可持续。自萌生了开创untitlab™的想法至今，Sans和团队成员就一直在全球各地寻找生产环保皮革的公司。“新产品使用了30%源于植物（甘蔗废渣）中提取再生资源作为部分粗原料而制成的绒面革材料，该超细纤维材料来自日本 Ultrasuede®，这家公司致力于从食品加工厂回收的自然副产品中提取原料。此前我们还和意大利的Coronet有过合作，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从谷物中提取聚合物，并以此制作环保皮革。”
实际上，如今市面上常见的“素皮”依然是无法被生物降解的石油产物，附着在上面的微型塑料脱落后，仍会渗透进土地，继而进入到我们的食物链中。尽管马克思早已通过唯物辩证法证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形态更迭，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加持，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分依赖科技会遭到反噬。正因如此，新科技的开发逻辑和应用方式格外重要，“接下来，我们会尝试使用更多生物基材料，比如那些从菠萝叶、香蕉皮、海藻和菌菇中提取基质和纤维制造出的皮革，这是一个变废为宝、资源再利用的过程，也是我们践行可持续时尚的新举措。”尽管新材料离大规模的市场投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这股浪潮已经波及了时尚界的各个角落。当新型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可持续时尚的未来也似乎更为明朗了。
新科技的广泛应用无疑加快了可持续时尚的进程，但这类产品高昂的价格却让大部分消费者望而却步——打开Stella McCartney的线上购物商城，一双的环保材质运动鞋售价695美元，一条人造丝绸印花长裙的价格高达2000美元。当我问及这是否是可持续时尚的矛盾点时，Sans说：“我对可持续时尚的理解是，消费者可以穿一件衣服或一双鞋子很久。作为品牌方，我们不能引导消费者过度消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购买自己真正需要和喜欢的产品，才是最良性的消费方式。”
从供应链、品牌端到消费端，Sans一直在寻找属于中国的新模式：他们会选择同样有环保意识的面料供应商和工厂，为工人设计工作服，让劳动者更有归属感；在品牌层面上，Sans会根据每一季度的设计去选择能呈现出untitlab™美学的环保材料；面对消费者时，他希望通过设计将可持续的理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消费者。毋庸置疑的是，Sans是一位来自未来的先锋，却也是一位着眼于当下的务实者。“如果国内也有同样致力于研发生物基面料的科技公司，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希望你们快点找到untitlab™。”在这段长达一小时的通话接近尾声时，Sans补充道，语气中透露着殷切的期望。
“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数千年前，荀子在《天论》中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这样的自然主义情怀也浸润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从过往到当下，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取于自然。
日月星辰，季节流转，冷暖交替，伴随着自然变迁，人们的衣着也随之增减，并在无数穿与脱的动作之间，因生产力的进步演变出难以计数的服装。如今，有这样一群年轻人选择重新溯源悠远的中国古代自然愿景，怀着关切的心，力图为可持续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赋予新意。
若在如此人人皆关心的前提下，我们不妨试想，在未来，时尚产业的最佳运作模式是怎样的？所有供应商都会自觉使用环保面料，工厂不再苛待工人，任何废料都可以被生物降解；每一位设计师都能恰到好处地平衡“可持续”和“时尚”，更懂得如何变废为宝；消费者在拿出手机扫码支付前总会斟酌再三，并且不再丢弃过季的衣物——尽管这是一张充斥着乌托邦色彩的蓝图，却从未来的视角向我们验证了可持续时尚的当下意义。
现如今，可持续时尚不再是一个扁平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涵盖人文、自然、科学和商业的多元语汇。在中国时尚界，每一个个体都在为这项关系全人类福祉的事业而努力：方妍楠坚持从衣物的源头出发，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转译至时装中，在设计环节实现了零浪费；裘淑婷赋予了废弃面料第二次生命，制造了一种可持续的浪漫；Sans借助了科技的力量，却以此来反哺时装。在遥远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构造了理想城市的模型：哲学家、护国者、士兵和普通公民各司其职，共同维系着正义和公平。尽管身处于强调命运共同体和集体叙事的21世纪，我们仍可以相信个体的力量，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创新者，可持续时尚才得以延续至今——新的方法始终藏在过去的经验中，这是时尚教会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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